后来，突然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材料，我才开始改变态度。第一个材料告诉我，我遭受的多数诽谤的运作中枢，居然是上海几十年前鼓吹断学废学的戏剧《边疆新苗》的炮制者；第二个材料告诉我，其他几次针对我的全国性造谣事件，策划者也是当年上海造反派司令部的两个首领；第三个材料告诉我，在上海积极响应诽谤和造谣的，主要是被我否决教授职称申请的那些文人和他们的学生。这一下子就前后贯通了，我只惊讶，他们已经年岁不小，却还如此老当益壮，徒众如云。